罗哲文先生与新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
原创来源：清远文化遗产
罗哲文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者，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为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古建筑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城保护、世界遗产申报与保护、文物保护人才培养等工作贡献了智慧与学识，对其后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谨以此短文纪念罗哲文先生诞辰97周年。
投身文物事业
罗哲文先生（1924-2012）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文物保护专家，他先后任职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现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工作，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名誉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赞》（已录入北师大版小学课本中）、《长城史话》和《中国帝王陵》等。
图/罗哲文旧照，来源：网络
罗哲文原名罗自福，1924年4月17日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农民家庭，1940年考入由北平迁到四川宜宾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师从于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先生。
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罗哲文跟随梁思成先生学习工作，帮助先生绘图和整理资料。梁思成先生对罗哲文悉心教导，亲授绘图技艺，像削铅笔、擦橡皮这样琐碎、细小的环节，都耐心地向他传授经验，使罗哲文从入门起，就接受到规范的训练。连“罗哲文”这个名字，也是梁先生为他起的。
罗哲文先生就这样从李庄开始步入了中国建筑史学、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殿堂，从此与祖国的文化遗产结下了不解之缘。罗哲文先生一生都遵循着梁思成先生的教诲，为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罗哲文曾回忆最后一次与梁思成见面时他的嘱托：
“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
罗哲文先生主要履历
1924年4月17日
出生于四川宜宾县城林家巷
1940-1943年
考入中国营造学社，随后师从刘敦桢、梁思成先生学习古建筑知识
1947年
随中国营造学社复原回北平，担任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助理；同年，与清华大学医务室杨静华女士结识，后结为伴侣
1950年
调任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业务秘书一职，专门从事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工作，后组织、参与和审定大量古建筑维修工程
1956年6月
出版中国第一本关于长城的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
1964年7月
对梁思成先生当年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唐佛光寺进行详细勘察，后撰写《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发现唐五代的题记和唐代壁画》一文
1980-1981年
兼任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一职，先后撰写《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如何保护古建筑》并发表
1982年2月8日
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侯仁之和郑孝燮等提交国务院的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建议书，随后责成罗哲文与郑孝燮等共同经办此事，并由其草拟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文件稿
1985年
与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中国应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议案
1987年6月
中国长城学会成立，出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一职；同年，经其及有关专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遗产
1990年
出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一职
2009年6月
在江苏无锡举行的第二届•薪火相传——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颁奖典礼上被授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生成就奖
2012年5月14日
罗哲文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罗哲文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贡献
█ 参与国家保护政策的制定
新中国成立以后，罗哲文先生在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亲自参与对文物保护的方针、政策和法令的制定，并大力进行宣讲和指导。50年代，罗哲文先生为全国文物摸底调查提供了具体而详细的普查方法，就此推动了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为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保护文物古迹打下了基础。60年代他参与了中国第一部文物保护法规的制定，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初稿，参与审定了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指导全国各地文物部门做好“四有”工作。80年代初面对古建筑遭受自然与人为的严重破坏，他著文疾呼保护古建筑的积极意义，希望加大对文物建筑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力度。罗哲文先生结合当时实际情况所撰写的古建筑保护文章，不仅在当时对新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具有关键性的指导意义，有些已成为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的纲领性文件和指导原则。
图/罗哲文，来源：网络
█ 文物保护理论与实践并行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罗哲文先生参与、组织和审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古建筑维修工程，如勘察维修雁北文物、保护北海团城、迁建清音阁、修缮赵州桥、搬迁永乐宫等。90年代后以专家身份，通过策划、考察、评审的方式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西藏文物保护三大工程、长城保护、山西南部早期木结构建筑保护工程、汶川地震文物抢救工程等全国重大的文物保护工程提供指导。
罗哲文先生在大量实践工作中取得了宝贵经验，并积极将研究成果公布于众，逐渐成为中国文物建筑保护、修缮和研究等领域的中坚力量。他在七十余年的文物建筑保护实践中不断探索，努力寻找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修缮的内在规律和措施方法，探讨东方木结构建筑保护的独特性，逐渐形成了他的“中国特色古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思想。
图/1956年，罗哲文（右二）在永乐宫拍摄壁画，来源：[4]
█ 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罗哲文先生在多年的古建筑保护实践中意识到，“仅仅把文物作为‘点’来保护是不够的”。面对新中国建设初期文物毁坏事件的层出不穷，将古建筑保护融入城市发展脉络的构想，逐渐成为罗哲文先生等有识之士在工作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共识。
在单士元、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等先生的积极推动下，1981年12月28日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1982年2月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在继承梁思成关于北京城整体建设规划思想的同时，罗哲文在具体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涵与理论。他逐进式提出名城保护“三个阶段论”、中国特色的名城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四有”（有形、有神、有声、有韵）等理论，形成名城发展观精准的价值定位。
图/2010年，罗哲文在杭州骑自行车绕行运河小道，来源：羊城晚报
█ 长城保护与创建长城学
在梁思成夫妇的嘱托下，自1947年起罗哲文先生便开始对长城进行勘查、研究、保护与修复。他致力基于史料及实地勘测的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关长城的论述、论文、调查报告、诗词、随笔和序跋，编写了中国第一部长城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并在2003年以79岁高龄穿越罗布泊，亲身考证“新疆境内也有长城，汉长城由玉门关西延至盐泽（罗布泊）地区”的论断。
作为新中国最早勘查、保护和研究长城的著名学者，罗哲文率先提出长城学的概念，并从科学性质和社会功能两方面，对长城的兴建和止建、修筑及功用等进行深入研究。他建立了中国长城学会并对各地长城研究组织给予大力支持，使长城学在创建之初迅速成为一门显学，为从事长城学研究的后学们拓展了更加广阔深入的领域，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图/罗哲文一生心系长城，晚年作为志愿者还去长城捡垃圾，来源：网络
█ 倡议加入“世界遗产公约”
1985年，侯仁之、阳含煕、郑孝燮、罗哲文四位先生提出政协提案，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5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开启世界遗产的申报和保护之路。
罗哲文先生亲自参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对申报项目亲自把关。在申遗过程中，他强调形成中国特色遗产观，主张保护和利用并举，提出科学定位申遗的建言，对当时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在申报世界遗产中出现盲动性的症结——将申报世界遗产单纯当作拉动地方旅游经济收入的手段进行批判。在大运河申遗的倡导中，他始终认为保护比申遗更为重要，遗产保护不能悖离群众利益，在体现运河文化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让运河两岸的人们生活得更好才是申遗的终极目标。
图/罗哲文（中）在世界遗产大会上代表中国发言。
█ 积极培养文物古建人才
梁思成先生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对文保事业信念的传承也深刻地影响了罗哲文，这位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从无到有的古建泰斗也曾坦言“想方设法帮助年轻人多学点东西”。
除将毕生学识都用到对文物古建的保护与研究上之外，他也将培养文物古建保护人才为己任。每到一地考察，他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传授给相关工作者；多次为有关部门举办的文物古建方面的培训班授课，为中国文保与考古界培养骨干力量，一度缓解了当时专业人才紧缺的状况；借学术交流和考察之机，在国外传播学术思想和教授营造技艺，将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筑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图/罗哲文在文物保护工地向年轻同志讲解古建筑知识，来源：网络
中国文联主席、前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说道，“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便是其中之一”。
罗哲文、郑孝燮、单士元三人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征程中的“三驾马车”，郑孝燮（左）、罗哲文（中）、朱炳仁（右）为京杭大运河申遗三老。
罗哲文与佛光寺
今天，我们回望这段薪火相传的历史，便不得不提到佛光寺。作为在中国建筑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建筑，佛光寺的学术研究史不仅跨越了百年中所发生的战火，也将梁思成、罗哲文这两位建筑史学大家与更多后继的学者们联系在了一起。
图/佛光寺东大殿旧照，来源：网络
图/佛光寺东大殿，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1937年7月，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人发现了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当时，梁思成对板门的年代提出了疑问：
“其造门之制，为现存实例所未见……门部结构恐为明以后物，其结构法是否按最初原形，则待考也。”
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中梁思成所作五台山佛光寺详细调查报告的图文即由罗哲文描绘抄写，来源：[3]
就在当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动荡的时局使得四人没能在佛光寺做更多停留。在战火纷飞中，这座“古建第一瑰宝”的存亡一直牵动着梁思成的思绪。27年后的1964年7月，罗哲文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孟繁兴同志一起前往佛光寺，被雨水阻于寺内数日，于是对东大殿进行了更为仔细的观察。这场意料之外的甘霖，却给佛光寺的研究带来了重要的新发现。
█ 发现一：题记
在这次考察中，罗哲文先生在板门背后发现了大量题记：“题记的位置在大殿大门的背后和大门门颊（即门框立枋) 之上, 均系墨笔题的。
由于字迹不整齐, 加之千余年来的灰尘蒙盖，很难识别。和孟繁兴同志借手电筒和马灯的光线寻找, 经过三天的功夫, 终于找出了唐咸通七年、咸通八年、乾符五年各一处, 五代天祐十八年二处, 同光三年一处, 金天德五年、泰和四年各一处, 未题年月的唐、五代、金以及明、清题记数十处。”
罗哲文所发现的唐咸通七年（公元867年）题记，
这些题记中以唐咸通七年（公元867年）为最早，仅为大殿始建之后九年，所以推断东大殿现存的板门是唐代始建时的原物。
█ 发现二：壁画
在此次调查中，罗哲文又发现了位于明间主佛台须弥座束腰上的壁画，并指出：“壁画的年代问题，我认为是与大殿建筑同时的，理由是：第一，从壁画残破处的画地、灰皮、泥层等结构看，都是未经重装、重绘过的。第二，从画的用色， 笔法等风格看也与唐代相同。”
图/佛光寺东大殿佛座束腰壁画，来源：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之后的研究团队通过对束腰壁画内的麦秸进行碳14测年[注1]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其确为佛光寺唐代始建时期遗存。这幅壁画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中罕见的早期实物。由于其所处位置狭窄阴暗，不为人所注意，因此未被重装；而佛座背后从金代起就被砌筑扇面墙遮蔽起来，不见阳光，因此发现时仍色彩如新。
自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伊始，罗哲文先生一直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而奔走呼告、义无反顾。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以罗老为代表的文化遗产守护者们的工作虽有所变化，文物保护的信念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承载了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也将在更多后继守护者们的努力中，作为全人类的财富得到进一步保护和传承，以更生动的姿态被传播到更多地方。
注释：
[1]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团队取样研究，碳14样品：C26（S06），释迦摩尼佛束腰壁画内麦秸，年代：770AD~900AD。详见文献[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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